红崖天书“明夏藏宝”说
前言
位于关岭县的“红岩碑”，像文字又像图画，错落有致，无人能解。因为并非雕刻，所以后来之人容易改动，这就使得“红岩碑”的摹本众多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，在近代被人称作“红崖天书”。对于“红崖天书”，自古就存在摹本真假和碑文含义的两类争论。
我家有一轴两张古画，是文革时期从村大队部拾到并收藏的。
第一张古画有正反两面，画风极简，异常古朴。现在已经严重破损，但图文尚且可辨。我找人临摹后将原画妥为保存。
而另一张是画在宣纸之上，下笔非常果断，笔划刚劲有力，纸张纹理清晰，墨痕如新，即使是行家也无法判断出作画的年代。
本来红崖天书的碑文很是晦涩难懂，可第一次看到瞿鸿锡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后我就发现，这不正是我的第二张古画！
对照两张古画和瞿鸿锡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，几天研究下来，我找到了这个摹本与元末时期的一个王朝“明夏”的联系，从而认定“红崖天书”正是一张藏宝地图。
考古和写作都不是我的专业，我所能做的只有堆积一些资料，为大家做一番推测。引用的古籍资料有一部分翻译成白话文的，也至少经过语文老师检查通过了，应该不存在什么意思上的谬误。
下文中既有古文也有白话文，为了使衔接不显得太突兀，我采用第一人称来书写。
（注：文中部分内容是我的推测，切莫全部当真!）
一、
（时间线：元代末期，义军首领明玉珍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。6年后的1369年…）
我是刘祯（时任明夏右丞相）。先帝（明玉珍）崩已三载有余，今日洪武帝遣杨璟书信劝幼主降。以昭烈（刘备，同样在四川称帝）比之，且一无孔明辅佐，再无南中疆土，又无孙刘之盟。老母弱子以何拒之？朝中重臣以为是（这样）者三有其二。
呜呼，此时乱世已平，天下大半已归洪武。我明夏再不能自保，亡国必不出三载。
国破后明氏族人必不为洪武朝所容，有二事必当及早为之。先者，遣亲随携幼主之弟隐姓埋名于野，可保先帝族脉。再者，藏金银于云南边陲达安州（今贵州关岭县）深山，或可做明氏后人起事用度。如此，方可报先帝恩情之万一。
二、
（时间线：同年秋…）
我是新都人杨学可（杨敏字学可，曾婉拒明朝和大夏出仕，后为明夏作史书《明氏实录》，与明朝所编订的明夏史书有明显差别）。记得那是明夏二主明昇归降洪武朝两年前的一天，彼时大夏国势已倾。时任右丞相的至交刘祯找到我，说其打算为明氏后人藏下一批金银，却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才可周详。
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，也念其对先帝（明玉珍）的忠心，答应为其筹划一番。
先祖留下过一幅画，为一张姓朋友所赠。
我把这幅画，改成了一张藏宝地图。
原文是：此公（讳杨洪）早知二丐（行乞的双簧）骗术，看破却不说破，品行高尚，我辈（张先生谦称）不及也！
我根据原文的含义，写成了一首诗：
冤家己之所明
非以口舌压人
此公三才皆备
二丐同化钱财
诗意符合原文的意思，每句最后两个字又另外组成了一句话：“明人备财，所压皆钱”。隐含了财宝是明氏家族所埋藏的深意。
我把这首诗和画一起隐藏在藏宝图中。
图中红笔所画的即是藏宝图。
诗中的“钱”和“财”两个字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处藏宝位置，画中施舍的钱财是第三处藏宝位置。将财宝分为三份，是为了不至于被人碰巧发现而全部取走，这也是刘祯丞相的要求。
三、
（时间线：同年…）
我是明仁，受我大夏丞相（刘祯）委派，与我的弟弟明晃、明霖同我明氏宗族中十余名亲信，来到云南达安州（今贵州关岭县）深山。
根据刘丞相提供的地图，我们先来到一处红色崖壁之下。
此崖高十余丈，崖壁呈浅红色。眼前一处比较平整，宽三丈，高有两丈，很适合书写。
按刘丞相的指示，我们用烈酒拌了朱砂，开始在岩石之上书写碑文。据丞相所说，这样的写法可以把朱砂渗入石壁中一寸有余。
我们一行十几人用了整整两日方才书写完成。用刀去刮昨日写下的字，发现字迹果然已经深深地渗透进石中
我和明晃、明霖兄弟三人牵着两匹骡马，再向东到了白岩山。这里异常僻静，方圆数里没有人迹。按照丞相所嘱，我爬上一处山崖，看到崖下有一片平坦之处，方圆三十余丈，其中有十几个略微凸起的土丘，每个土丘也有两丈左右。整片地只有青草，并无树木。这里是丞相事先派人堆土成丘，又马踏夯实而成。我指挥着崖下兄弟二人，按刘丞相的要求标注出三处位置。
我从崖上下来，兄弟三人从骡马上卸下三个木箱，木箱一尺半长宽，高有一尺，有锁，极重。在标注的三个位置深挖一丈左右，分别将三个木箱埋下。又在其正上方距离地面一尺的地方埋下一块圆形石板，上面只刻着一个“明”字。以后只要找到石板，便可以放心向下挖掘了。
虽然这里杳无人迹，把土夯实后我们还是又多逗留了一日。见无任何异常，我们三人才敢回转向刘祯丞相复命。
四、
（时间线：公元1546年，明嘉靖二十五年…）
我叫邵元善，黔籍盘县人，大明嘉靖朝二十二年举人。
那是嘉靖二十五年初春，我游历黔地（贵州）到了永宁（今安顺境内），在深山中发现一处奇境，一面绝壁之上竟然书写碑文。崖壁淡红，字迹鲜红，阳光照过，红光一片。碑文似字如画，既分不清字数，又识不破含义，放眼望去，不免心荡神驰。
现在只记得碑文中参差交错中有“鼎”和“钟”形状的，好像还有飞“象”的棋盘。
我是一路追寻着诸葛南征的遗迹来到了这里的，这怕不是武侯与当地蛮夷交流的图谱吧！正是：
红崖削立一千丈，
刻划盘回非一状。
参差时作鼎钟形，
腾掷或成飞走象。
诸葛曾闻此驻兵，
至今铜鼓有遗声。
即看壁上纷奇诡，
图谱浑疑尚诅盟。
五、
（时间线：同年…）
我叫赵进，嘉靖朝秀才，年二十八岁。
近日听闻一位邵姓文人在深山发现了红岩碑，据传无人能识得碑文。此碑距我们上沿村只有十几里山路，所以我托两名族弟前往拓取了碑文，来一探究竟。
这碑文异常古朴，似字又似画。碑文写在石壁之上，最小的字也有两尺见方，能有此等规模必定不会是平常人随意涂鸦。碑文参差错落，不象是在记录什么，而多半是一段文字。既然是文字，联系上下文就会找到规律。
我围着桌子转了一日，仍一无所获。当下便将拓本上的图文分解来看。
观察良久，我从一个圆形图案中发现了两个字。
作此“红岩碑”者定是在其中藏下了“压”字和“舌”字，有了“舌”字，那么多半会取一侧的“口”字，组成“口舌”一词。
斗胆猜测碑文左侧大部分为正文，右下角为文章标题或正文的配图，登时提笔在手，将右下角部分还原成一张图画：
我将图画理解成一位路人正在将钱物施舍给两名乞丐，左侧乞丐断肢扮惨，右侧乞丐跪地求财。
如此看来，左侧正文应该对布施之人有褒奖之意，“口舌”本为贬义，想来左近应有“不”、“勿”、“无”等词，经几番周折，终于在上文发现一个“非”字！
由此开始推测，从七言、五言、六言，到绝句、律诗、骈文逐一验证，最终得到一首六言绝句诗。我将得到的诗和配图制成一幅画，常自赏之，颇为自得：
六、
（时间线：同年…）
我赵姓，行六。眼前摆放的是族兄赵进从红岩碑中参悟的一首“红岩诗”：
冤家己之所明
非以口舌压人
此公三才皆备
二丐同化钱财
名曰“红岩诗”，其实与红岩毫无关系。距离我们村庄十里之外的“红岩碑”，到底有何深意？
次日，我去往白岩山，在一处山峰之上向一处绝壁下看，终于看到了地形酷似红岩碑文的藏宝之地…
七、
（时间线：公元1901年即光绪二十七年…）
我张老四兄弟因世代为石灰匠，受雇于民团前往安顺深山拓取红岩碑。同行民团二十余人。到得山下抬头望崖高有三丈，崖壁上的碑文是红笔所写，并不是刻画的，所以不能抹色拓印。
碑文字体大小不一，印迹有深有浅，往往一个大字旁画了几个同样的小字，像是在临摹大字。全然不像是一个时期所写，实在不知临摹此碑有什么意义。
我们弟兄此来的任务是用桐油把石灰浆涂抹到红色碑文之上，待其凝固之后再行锤拓。我们一行拓取倒也十分顺利，不到一天便完成工作。
谁料想不足一个月，乡绅纷纷上访，要告发罗团练毁坏古迹的罪行。
我兄弟无奈又被雇请，同那二十余团练忙活三天，用斧劈刀凿，沸水洗涤，方才将敷在碑文上面的石灰浆铲除干净。完工后回头看，岩壁上的红色碑文多半已经跟灰浆一起剥落，再也难以辨别字迹了。
八、
（时间线：公元1903年…）
我是徐印川，光绪年间曾任贵州提督。久闻辖境有一红岩碑，出处来历未有定论。恰一日巡查至附近，遂前往观看。岭陡林密，同行随从十余人仅能步行。到得崖下，观之绝壁十余丈，岩石浅红，崖底触手可及之处书写有似字似画的碑文，尤为壮观，同行者均未能识。我以为此碑文应是书画皆有之，观之良久，方才顿悟：碑中间十一个字岂不是生肖动物，只独缺一“虎”。
此千古一谜，终被我猜出，自然欣喜异常。当下唤随从师爷取来批注所用的红笔，书写下一草书的“虎”字，补在了左侧的缺口处。
九、
（时间线：公元1906年…）
我叫瞿鸿锡，湖南善化人，曾任安顺知府两任共一十二载。从古籍和坊间接触到了红岩碑的拓本，各不相同，谈不上哪个是真是假。在我的辖地有此公案，必当亲力亲为，方不负文人的担当。终于有一日四川的一位友人何肇勋来访，谈及“红岩碑”一事也颇有兴趣，所以我带上我儿宣绩与其同往。走了两日，中间歇息数十次才到。
红岩碑在一处绝壁之上，浅红色的岩壁上深红色的字像是刚刚画上去的，并非我先前所想是雕刻而成。年深日久并没有脱落的痕迹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日光照在碑上，红光如火，非常震撼。
我们把纸糊到岩石上进行描画，即使边角之处并不工整规则，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漏。我一行三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方才勾画完成。那一日是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九。
考究红岩碑的来历，众说纷纭，认为是诸葛武侯南征所留的居多，我却认同本朝莫友之的说法。我是湖南人，曾到南岳看过禹王碑，印象中和红岩碑字迹相似，所以我认定这就是禹王治水留下的遗迹无误。
一个月后，我将所摹碑文临缩并制成石，立于知府衙门的西楼内，且附《跋红岩禹碑》刻于碑背，用以记录我拓取碑文的过程和我对红岩碑的见解。
十、
（时间线：公元1999年…）
我叫林国恩，经过多年考证、研究，我认为红崖天书成书于公元1406年，是明建文帝运用钟鼎文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“伐燕诏檄”。
我取了一块红崖岩壁上的石头标本带回上海，请教了同济大学的地质专家。 同济大学教授景学立通过研究发现，这种白云质灰岩，在它的形成过程当中，体积会缩小13％左右。形成的这些空隙，能够起到一种毛细管的作用。颜料涂上去了碰到了白云质灰岩的孔隙，就可以不断向里渗透。渗满之后，它就再不会被雨水溶解。正是这种渗透作用，使得耐腐蚀的白云质灰岩，最外面的一层虽被风化，但是渗入石内的笔迹却得到了保存。
后记
我是杨宝如，家住河北省一个名为杨家庄的小村子。
我收藏的两张古画，一张是杨敏的祖上传下来的，另外一张应该就是杨敏创作“红崖天书”藏宝图的底稿。
我村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河北的，村里人都姓杨，与杨敏的“杨”有没有关系，已经无从考证，画卷或许只是杨敏的后人所赠。
所幸村中尚有老辈人还记得与那两张古画有关的一首民谣：
杨家深山藏宝画
明家金银赵家挖
白岩尚有钱一文
此生不去雷打崖
这首诗应该是在赵氏一族挖掘宝藏以后，杨敏的后代写的。杨氏知道明夏藏宝的所有信息，却丝毫没有打过财宝的主意。白岩山藏宝只要还在，就绝不踏足雷打崖这个藏宝关键地，即不会动宝藏的念头。
是邵元善先发现“红岩碑”，还是赵氏先挖走宝藏，也已经无从考证。我设想是邵发现碑后不多时赵氏便取了宝藏。因为邵元善以前不是没人看到过红岩碑，只是人在少数，并多为樵夫莽汉；邵元善以后多有文人才子慕名来访，那时的“红崖天书”并没有修改过，稍有头脑都会猜出藏宝图。赵氏一族挖去宝藏后可能把真正的“红崖天书”涂抹石灰隐藏起来，在原址或另外的地方书写了伪造的碑文。
真正的碑文在石灰层风化掉以后又重新面世，那时已经是清朝了。另一种可能是，并没有人动过原碑文，只是后来者的添改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面貌。真正的碑文使用的颜料远远好于后写的（渗透更深），就像林国恩说的一样，罗团练的破坏才使得真正碑文重见天日。
春去秋来，转瞬几百年已过。“红崖天书”真正的碑文到今天也已经完全不见。
眼看碑文连最后一笔也即将消失，我便写下此文，把“红崖天书”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个清楚。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，客官大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听听。
有感于红崖天书经寒暑更替，历世道兴衰，赋“临江仙”一首以记之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