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崖天书
红崖天书，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晒甲山的一处山岩之上。其神秘的位置、怪异的符号引起古今学者文人极大的兴趣，千百年来却无一种解释能得到普遍的认可。
有关红崖天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，历经几百年风吹日晒，又遭人为破坏，到如今有多种摹刻拓本存世，而原碑文已不可见。
清代安顺知府瞿鸿锡于1906年亲自临摹了“红崖天书”，后刻于石上，立于知府衙门西楼，且作跋附于碑后。
如今对“红崖天书”所做的较为科学的解密，多是基于这个摹本。
我通过研究发现，并不是“瞿鸿锡”摹本全部都是“红崖天书”原始碑文，其中存在一部分天书以外的内容。除了一个被怀疑是“徐印川”所写的“虎”字以外，左侧和右上角的几个符号也在天书之外。其实从“瞿鸿锡”摹本整体看上去，这几个符号所用的笔画粗细和书写方式跟正文全不相似，其次这些符号的位置与正文有明显的距离，这都很容易看出。所以，我分离出“红崖天书”原始的碑文：
我认为，“红崖天书”包含四句诗和一幅图，下面尽量将其还原给读者。
怨家，通“冤家”。“怨”字，上半部分参考草书笔法的起落。下面的字并不是一眼看上去那样是“官”字，而是一个变形的”家”。
这里是“己”和“之”两字。左右分开后各自旋转180°，变成这两个字。
这个图形竟然是三个字的合体：“所”、“明”、“非”。
这是“以、口、舌、压、人、此”六个字的合体。除”压“和”舌“一部分共用外，笔画既不缺失，亦无多余。
以口舌压人。“圧”，通“压”。
镜像并旋转后得到“此”字。
这是“公“、“三”、”才”的合体字。
皆备。繁体的“备”字有立人旁。
二丐。将右侧图形从中间切开，也可以分成两个“丐”字。
此为“同化”二字的合体。
钱财。外圆内方则为“钱”。
碑文按照从右到左，从上至下的顺序，组成一首诗：
这首诗的意思是：布施的冤家自己心里早已经明白（二乞丐左侧的断肢卖惨，右侧的跪地求财，多半是一出双簧戏），并没有逞口舌之利去揭穿他们，仍然照常布施。此人人品如此高尚，天地人三才皆备，两名乞丐是一同乞讨钱财。
结合右侧的配图，我请人把碑文还原成了一幅诗画作品，更便于您理解。
“红崖天书”并不只是一首简单的诗，其中更隐藏了极大的秘密！
天书藏宝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忽然发现这首诗竟然另有深意。每句的最后两个字组成了一句话：所压皆钱，明人备财！
这句话与我解密的“红崖天书”诗文和配图没有一点关系，也是我在破解碑文的时候未曾想到的。根据字面的意思，倒像是交代“红崖天书”的来历的：一个自称“明人”的组织，在地下埋藏了财宝。
回顾一下，如此这般对红崖天书的解释，存在以下的合理性：
一、此诗文恰好完全按照碑文从右到左，从上至下的顺序书写。
二、无一字缺失，也无一字无用，恰好是一首六言诗。
三、诗文有一定的内涵，并且“此公三才皆备”与“二丐同化钱财”两句中的“三”跟“二”两个数字，虽不是对仗，却也是呼应。
四、右下角的图画恰好能作为诗文的配图。
五、所压皆钱，明人备财。这压尾诗又恰好道出了“红崖天书”是做什么用的，属于什么人的。
六、隐藏如此之深的“红崖天书”，绝不会是无聊文人的涂鸦，定是文武势力兼备的组织所为，因此宝藏之说倒也可信。
我猜测，此碑文发现于明代嘉靖年，自称“明人”的或许是元朝时期会道门“明教”，又或许是元末建都于重庆的大夏朝明玉珍的后人。这两个组织都有在黔地活动的记载。“红崖天书”便是“明人”这个组织的藏宝图。
财宝一定会藏在上面三个地方。
红崖天书的摹本
“红崖天书”本身是用红笔所书，而非刻划，所以加字或修改并非难事。所以从明代发现至今出现了多个摹本。现存于安顺市博物馆的摹本就有三十几种。我相信参与摹写的前辈文人都是写实记录了当时“红崖天书”的面貌，或是原文誊写了前人古籍，所有的摹本并无半分作伪之处。
摹写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在古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描写“红崖天书”的诗文非常的多而摹本却很少。不像现在人们可以随身携带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，如果做足准备去临摹天书，最好要有几张大纸，一块可以铺放纸张的木板，一杆毛笔和一瓶研好的墨汁，这几样东西缺一不可。那时候的山路也不一定像现在的这样好走，如果一个人慕名而去也不一定能找到地方。
待行至山脚处，发现满壁大则如斗、小则如升的红字。由于书写颜料不同，岩石风化程度也不会完全相同，这些红字在岩壁上存在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所以字的颜色深浅也不一样，临摹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。
用毛笔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一张纸应该不够，但纸张用多了，便会出现布局错误，字体大小比例失调的情况。对照几种摹本来看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。
在山上留宿是极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样除却上山下山所用的时间，用于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的时间应该是少之又少。
我认为，“红崖天书”崖壁上面红字不一定全部是原始的碑文，这些红字形成的过程大致如下：
一、有人书写原始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。
二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部分岩壁风化，原始碑文个别字字迹变浅，便有人重新描画修复，有的字没有来得及描画，直接消失了。
三、有好事者拿红笔直接在岩壁上临摹碑文，有的或随意书写。
四、剩下的原始碑文与后来随意书写的那些碑文，有部分变浅，又有人描画修复，有的消失。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，安顺知府瞿鸿锡将缩摹本刻于石上，立于知府衙门西楼，且作跋附于碑后。
而这个摹本却被很多人质疑。原因是早在1899年，永宁州知州涂步衢差团练罗光堂摹写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罗竟将红字用石灰覆盖使之凸起方便拓取，认为破坏了碑文。被制止清除石灰后红字斑剥落离，字迹难辨。瞿鸿锡便是在这以后摹写的碑文，按照常理确实是最没有价值的。
最为系统地研究红崖天书的专家之一，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却持相反的观点。研究之后他认为，这些被后世学者弃之不用的带“虎”字的摹本，恐怕才能真正反映出红崖天书的原貌。他认为这个摹本的价值就在于那次对红崖天书的意外破坏。罗光堂无意之间把它铲掉以后，外面一层那个风化层去掉，本来面目露出来了。林国恩专门取了一块红崖岩壁上的石头标本带回上海，请教了同济大学的地质专家。 同济大学教授景学立通过研究发现，涂料涂到了这种白云质灰岩的孔隙里面，就可以不断向里渗透。
正是这种渗透原理，使得耐腐蚀的白云质灰岩，最外面的一层虽被风化，但是渗入石内的笔迹却得到了保存。
《永宁州志》有云：岩石剥落寸许，笔画如新。其成书年代距明嘉靖已有三百余年，这句话也说明了此崖表层石壁有吸收存纳红色颜料的特性。
在不同的时代，天书会以不同的形态展示给摹写者。所以自从在原始碑文以外书写第一笔开始，即使有相机，也不会拍下真正的“红崖天书”。而正是那次对崖壁表层的清理，使得“瞿鸿锡”的摹本完整的保留了“红崖天书”原文和一部分时间比较近的好事者所写的碑文。
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位置的差异，不一定是临摹时的错误，也有可能是后来者在另外的位置书写了这个字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原来的字消失了，而后来写的却留下了。这样的过程重复的多了，便出现了多种摹本。根据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形成的特点，应该客观的对待各种摹本，既要肯定其真实性，又要有所取舍。
“瞿鸿锡”摹本可信度有多高呢，我认为：
一、这是唯一一个有解的摹本。可以按照从右至左，从上到下的顺序解释成一首有意义的诗，无一字缺失，也无一字无用，并且与包含的图画内容相符，详见上文。一个有解的谜题肯定比一堆无解的乱码可信。
二、“瞿鸿锡”摹本不只包含了“红崖天书”的碑文，还将徐印川的“虎”和另外一些本不应该在天书中出现的字也摹写进去了，反映了这个版本较为严谨。
三、瞿鸿锡携其子同何肇勋一行三人，用了一天的时间临摹红崖碑文，当时的碑文“岩浅红色，字画深朱，如新脱手，并非镌刻。年深日久，无剥落痕”。说明碑文比较清晰，不用费时间去分辨取舍。这样下来临摹都要三个人“穷日之力”，那么当时的红字碑文一定不会太小，瞿鸿锡三人并不是到了另外一处规模较小的假的“红崖天书”遗迹。
四、瞿鸿锡对天书的解释跟莫友芝一样，是和“禹王碑”有关系，而至今没有人研究出瞿氏摹本与“禹王碑”有何关联。瞿鸿锡参与作伪的动机并不存在。
五、瞿鸿锡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的七年前，红崖天书遭到破坏，最后的结果是将粘上去的石灰层清除掉，这时的天书的状况很多人都知道，而谁又会在这几年中间费时费力（三个人临摹都需要一整天，如此大的工作量）进行修补呢？真实的情况可能是，清除掉石灰层后岩石又经过七年的风化脱落，露出了岩层深处最后一层红字碑文。
六、我查阅了“百度文库”中一篇署名巩连杰的红崖摹本研究的文章，作者在2012年实地考察过“红崖天书”遗迹，虽然没有附上照片，还是能根据他的描述，还原出当时碑文的大致情况。
那么问题是：徐印川的“虎”字早于瞿鸿锡临摹红崖天书仅仅几年的时间，如果瞿鸿锡见到的是罗光唐清除岩层以后的假碑文，那么这些碑文应该与这个“虎”字一样清晰可见。根据2012年看到的碑文情况，可以断定瞿鸿锡参照的碑文形成时间远早于光绪年间。
七、“瞿鸿锡”摹本与其他版本最大的区别，还是其运笔圆滑，每一个字都没棱没角。原因大概是他自己说的临摹用了三个人“穷日之力”，恐怕没有人比他用的时间更长，换句话说是更加仔细。只有“瞿鸿锡”摹本像是用的是当时最为普通的毛笔临摹的，而别的摹本却不像。
八、”瞿鸿锡”摹本与其他摹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，有好几个字的笔划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，我认为这是因为书写碑文的崖壁面积很大，观看方位不同造成的，原始的红字碑文一定不会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摹本被刻于石碑之上多年也未曾修正，不正说明瞿鸿锡对摹本的重视和身为学者的严谨，对自己不能猜解的摹本内容不肯凭臆想改动分毫。
九、瞿鸿锡与莫友芝持一样的观点，认为碑文与“禹王”治水有关。他将自己摹写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刻在石上，置于其知府衙署西胡林翼所建的楼中，放在“禹王碑”的北侧，足见瞿鸿锡对“红崖天书”的重视与推崇。既然认可莫友芝的说法，定是看过莫友芝版本，临摹时却没有参照莫友芝的摹本。这至少可以说明瞿鸿锡本人对摹本作伪的可能性很小。
十、邵元善的“红崖诗”只与“瞿鸿锡”摹本吻合
最早发现并记载“红崖天书”的明代邵元善“红崖诗“中有写过：“参差时作鼎钟形，腾掷或成飞走象”，其中用了五个字“钟”、“鼎”、“飞走象”描述红字碑文的形状。”飞走象“这个词我查阅不到权威的解释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与中国象棋中的飞象有关系，因为“腾掷”两个字就是棋类走子的动作。
这几个字应该是形容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错落有致、古朴美观，除却“瞿鸿锡”摹本哪一个能配得上美观二字？更有甚者，瞿版中竟有字形能基本对应诗中描述。
对比中国象棋棋盘，“飞走象”描述得真是太形象了。
这就是最早的“红崖诗”与最晚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之间的关系。我认为，邵元善当时看到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与瞿鸿锡看到的很接近，造成各种摹本差异的，是时间跨度！
下面把《安顺府志》、《黔记》、《永宁州志》摹本、“莫友芝“摹本与“瞿鸿锡”摹本对比一下，证明“瞿鸿锡”摹本并非凭空出现。下文所列举到的地方，请读者多注意细节。
一、我前面的文章中，根据“瞿鸿锡”摹本解释出一首诗和一幅配图，所以我认为摹本其他部分是多余的，是后人所加。从其所处的位置和字的大小也可以看出来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再看“莫友芝”摹本，较大的字型也基本集中在这个区域。
从总体布局来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左侧缺失了很多小字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都是天书以外的，根本没有存在价值。
二、现在的“红崖天书”遗址书写的是另外一种摹本，我没有能找到摹本的出处，既然能唯一出现在当今的崖壁之上自然是来历不凡。（相似指数：80%）
三、“莫友芝”摹本的这个字出现在右上角，是个非常小的字。（相似指数：80%）
四、一个字反复出现，却不完全相同，前文红字的形成过程可以解释这种现象。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五、《黔记》摹本中这两个图形是合在一起的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这也解释了这个类似“官”的字在这几个摹本其他位置为什么没有出现（这几个版本以外的版本都有出现过这个字）。
六、我收集到的摹本不多，我找到了这一部分在各版本之间的演化过程。（相似指数：30%）
类似“官”的字反了，摹写弄反的情况时常有的。
七、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看过我对“瞿鸿锡”摹本破解内容后可以看出，《黔记》摹本的这个“备”字上的这个“反文”部首比瞿版更容易看出。
八、通过上面的比较，可以发现《黔记》能对应“瞿鸿锡“摹本的那一部分集中在摹本的右下角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把这几个摹本进行对比，即使有一点小小的发现，都能体验到在时光中穿梭的感觉。
如果能排除比例失调的可能性，这时似乎可以发现，《黔记》摹本右下角才是“红崖天书”的原文，其余的部分全是好事者为之。
九、从这一部分来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的左侧之外还有红色碑文，但我认为都是后人所写，没有什么价值了。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十、《黔记》摹本中的这个图形中短长短短的这4笔，跟“心”字倒是有些许相似。（相似指数：10%）
十一、（相似指数：30%）
十二、从“莫友芝”摹本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左侧消失前是不是这样子的？（相似指数：40%）
十三、常用的汉字有几千个，每个“红崖天书”摹本只有几十个字，能在不同的版本中做到形似，便有很大的可能存在渊源。（相似指数30%）
这许多的相似之处，也证明了“瞿鸿锡”摹本并非杜撰而来。反而是其独有的际遇、临摹过程的严谨让这个摹本更具研究价值。
了解了“红崖天书”大致面貌，可以在“瞿鸿锡”摹本的基础上做些改动，或许能更接近原始的“红崖天书”。
一、“瞿鸿锡”摹本很可能已经根据红字碑文的颜色的深浅、笔划的粗细、文字的大小，对摹本中红字的位置做了微调，同时忽略了正文位置一些痕迹较浅的字或图形，突出了他自己认为应该是重点的部分。这才让我们可以轻松的甄别出“红崖天书”原文。我参考另外的摹本稍微做一下调整。
二、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一个乞讨用的大盆的可能性很大，虽然在原图上根本看不出来。其他不太明显的地方不容易猜测，或许这些痕迹与图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产生的。
三、瞿氏摹本中倾斜的字，可能是因为观看的位置不同产生的错觉，毕竟“红崖天书”规模这么庞大。为了美观，参照其他摹本我做了修改。《黔记》摹本中的这个字，与瞿版所处的位置接近，“心”字的这四笔也惊人的相似，姑且照此做一些修改。
四、参考现在关岭崖壁之上的摹本，将这个字修改一下。
五、这样修改更容易猜解成我认为的“公”、“三”、“才”这几个字。
修改后的“红崖天书”：
看过诸多“红崖天书”摹本，除此之外，又有哪个能配得上明清两代赞美红崖碑的那些诗文？
对比“瞿鸿锡”摹本，比较工整些，却少了毛笔书写时的那种轻盈灵动的感觉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所作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，是在“瞿鸿锡”摹本基础上，参照其他摹本，根据我解释出的诗文内容，并且主观的美化而成的，没有任何确切的根据。我都在想，弄出个这样一张图片是不是有些多余，仅供玩赏，各位看官切莫当真。
因为用红色颜料书写而非镌刻这一鲜有的行为，成就了“红崖天书”摹本众多、近在眼前却极难揣摩的独有的特性。致敬所有“红崖天书”的摹写者，这些有责任感的中华文人，记录了在不同时期“红崖天书”的不一样的面貌；同样致敬林国恩先生，在研究“红崖天书”过程中求知求是的工作作风，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