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书.记录 接近“天书”

夏禹书、仓颉书、红崖天书、禹王碑，皆有“天书”之名。穷历代文人才子之力，无人识得个中三昧。

2020年对于宅在家里的人而言，最不缺少的是时间。我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，对这几部所谓的天书进行了研究。本人IT男，学的理工，以下的文字无法做到旁征博引，大家莫重文采，只看逻辑。

夏禹书

关于“夏禹书”的确切记载，最早是在宋.《大观帖》。对“夏禹书”的解读，历来就比较少，也都不能让人信服。我认为大概是因为此文一面世，就被冠以禹王之名，先入为主，限制了我们的思维。

历代对“夏禹书”的解读都比较少。从后代人的角度出发，根据这几个字推测出一个故事或一场战争，绝对是毫不可信。即便是天书，文字也不会精炼到这样的程度。
有很多人认为此书是后人伪作，却又找不到实质的证据。
我发现，“夏禹书”中的字体，以篆书为基础，刻意简化，使其外形更像是象形文字。
“夏禹书”共有一十二字，只是简单记述了六味中药。按照从右到左，从上至下的顺序，依次为“草乌”、“灵芝”、“羊须”、“参花”、“列当”、“牛角”。
下面逐字加以解释（本文书法字体取自“国学大师网”。篆书本身书写形式比较自由，对照使用的字不限于古代近代或现代）。

夏禹书中的“草”字，将篆书“草”字的左右两部分合为一体，也可以看做象形字。

草乌之”乌”字。

“灵”字，这里做了简化。

这里的“芝”字同样简化了。或被写为“灵之”。

“羊”字，跟早期的金文和甲骨文比较符合。

“须”字右侧部分，似求跟左侧对称，有故作玄虚之嫌。

参花之“参”，简化，象形。

“花”的草头，篆书中未见过有此写法。

若解释为“列当”这味药，“列”的右侧是被简化掉了。

这个“当”下面的“田”字被简化。

亦或解释为“梵尚“。“梵”字，上面部分三棵树代表“林”。这里较为牵强，随意解释好过没有解释吧。其实这里更像一个“兴”字，但此字入不了中药名；解释为“川”，同下面的字组成“川谷”，“川”下面的部分又是多余的。

“尚”字，原汁原味的篆书。到底是“梵尚”、“列当”、“川谷”，还是另有他解，恐怕只有“夏禹书”的原作者才知道吧。

“牛”，象形文。

“角”字作了简化。若每六个字为一句，包含三个中药名，那么上句的“羊须”正好对应下句的“牛角”。

可对照如下：

仓颉书

“仓颉书”，最早见于北宋“淳化阁法帖”。

收录到“大观帖”时，始有蔡京解读为“戊己甲乙，居首共友，所止列世，式气光名，左互乂家，受赤水尊，戈矛斧芾”二十八字，因为文不通、意不顺，世人多不认可。

此“仓颉书”看似古朴庄严，又冠以仓圣之名，实在不敢让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。

但从“仓颉书”的文字排列方式上看，还是有可疑之处。

不知诸位有没有发现，此书的三整列，最左侧一列比最右侧一列不论构字还是书写都更加精致美观。再者，如果仓颉书如我们一眼看到的二十八字组成，古人为什么不为了美观，将其四行七列或四列七行排列。

我的解释是，作者创作到最后，已经费尽心力（编不下去了），最后一列草草收尾，此文的创作同现在书写顺序一样，是从左到右。

构字之人即“仓颉书”作者，书写之人即摹刻“仓颉书”之人。摹写之人竟也采用了违反常规的书写顺序，可能两者根本是同为一人，那么“仓颉书”实为伪书无疑。

在解说“仓颉书”之前，先讲几个要点：

1、作此仓颉书者，本无心让人识破其意，所以此书并不够严谨。

2、”仓颉书”的字数，不是表面上的28个字，一个字可能是原文的两个字，两个字也可能是一个原文中的一个字。

3、仓颉书排列顺序是从左至右，从上到下，虽然符合现代人的书写规范，但对古人来说，解释此书无疑又增加了难度。其原因是，若按照当时的正常书写顺序，两个字的题目理应在右侧一列（注：本文按现代规范，横为行，竖为列），作为标题独占一列，这样很容易让人看出这是一首诗。真这样的话，多年前就已经破解了。“仓颉书”原文是四列，最左一列两个字，依次向右三列（此版本右侧注有古法帖三字，依我所解诗文，如此排列的为原始版本）。后世之人未谙“仓颉书”之意，妄猜为28字，摹写成四行七列或四列七行，这样便将本为题目的两字放到了全文的左下角。这些人是自作聪明地破坏了“仓颉书”原文。

下面按照我认为正确的顺序开始解说。

从左起第二列开始，第一句诗文：齐家少存无益。齐家，居家。“少存”为一字拆两字，“益”为两字合一字。

第二句诗文：出外当兴此坊。

第三句：先觉名之为养。“养”，请对照颜真卿楷书的起笔和落笔。先觉，即岐伯，张隐庵《黄帝经世素问合编》：“天师，尊称岐伯也;天者，谓能修其天真；师乃先知先觉也。“五谷为养”，见于《黄帝内经》黄帝与岐伯的对话。“仓颉书”此句中看似为“五”，因稻米仅为五养之一，故解释成“为”更加贴切。

第四句：现今一片黄花（黄色稻花）。

诗曰：

齐家少存无益，

出外当兴此坊，

先觉名之为养，

现今一片黄花。

这首诗本身也是一个谜面。

谜底即诗的标题：咏米。

意思是：居家储存的米少了没有益处，出门在外应该从事米坊这样的行业。先觉把米称为养身之本，现在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色稻花。

由此可见，“仓颉书”中的字，除了一个作为标题的“米”字外，多为一个字的部首或任意的一部分，最后的两个字“黄花”草草收尾，较为齐全。

红崖天书

红崖天书，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晒甲山的一处山岩之上。其神秘的位置、怪异的符号引起古今学者文人极大的兴趣，千百年来却无一种解释能得到普遍的认可。

有关红崖天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，历经几百年风吹日晒，又遭人为破坏，到如今有多种摹刻拓本存世，而原碑文已不可见。

清代安顺知府瞿鸿锡于1906年亲自临摹了“红崖天书”，后刻于石上，立于知府衙门西楼，且作跋附于碑后。

如今对“红崖天书”所做的较为科学的解密，多是基于这个摹本。

我通过研究发现，并不是“瞿鸿锡”摹本全部都是“红崖天书”原始碑文，其中存在一部分天书以外的内容。除了一个被怀疑是“徐印川”所写的“虎”字以外，左侧和右上角的几个符号也在天书之外。其实从“瞿鸿锡”摹本整体看上去，这几个符号所用的笔画粗细和书写方式跟正文全不相似，其次这些符号的位置与正文有明显的距离，这都很容易看出。所以，我分离出“红崖天书”原始的碑文：

我认为，“红崖天书”包含四句诗和一幅图，下面尽量将其还原给读者。

怨家，通“冤家”。“怨”字，上半部分参考草书笔法的起落。下面的字并不是一眼看上去那样是“官”字，而是一个变形的”家”。

这里是“己”和“之”两字。左右分开后各自旋转180°，变成这两个字。

这个图形竟然是三个字的合体：“所”、“明”、“非”。

这是“以、口、舌、压、人、此”六个字的合体。除”压“和”舌“一部分共用外，笔画既不缺失，亦无多余。

以口舌压人。“圧”，通“压”。

镜像并旋转后得到“此”字。

这是“公“、“三”、”才”的合体字。

皆备。繁体的“备”字有立人旁。

二丐。将右侧图形从中间切开，也可以分成两个“丐”字。

此为“同化”二字的合体。

钱财。外圆内方则为“钱”。

碑文按照从右到左，从上至下的顺序，组成一首诗：

这首诗的意思是：布施的冤家自己心里早已经明白（二乞丐左侧的断肢卖惨，右侧的跪地求财，多半是一出双簧戏），并没有逞口舌之利去揭穿他们，仍然照常布施。此人人品如此高尚，天地人三才皆备，两名乞丐是一同乞讨钱财。

结合右侧的配图，我请人把碑文还原成了一幅诗画作品，更便于您理解。

“红崖天书”并不只是一首简单的诗，其中更隐藏了极大的秘密！

天书藏宝
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忽然发现这首诗竟然另有深意。每句的最后两个字组成了一句话：所压皆钱，明人备财！

这句话与我解密的“红崖天书”诗文和配图没有一点关系，也是我在破解碑文的时候未曾想到的。根据字面的意思，倒像是交代“红崖天书”的来历的：一个自称“明人”的组织，在地下埋藏了财宝。

回顾一下，如此这般对红崖天书的解释，存在以下的合理性：

一、此诗文恰好完全按照碑文从右到左，从上至下的顺序书写。

二、无一字缺失，也无一字无用，恰好是一首六言诗。

三、诗文有一定的内涵，并且“此公三才皆备”与“二丐同化钱财”两句中的“三”跟“二”两个数字，虽不是对仗，却也是呼应。

四、右下角的图画恰好能作为诗文的配图。

五、所压皆钱，明人备财。这压尾诗又恰好道出了“红崖天书”是做什么用的，属于什么人的。

六、隐藏如此之深的“红崖天书”，绝不会是无聊文人的涂鸦，定是文武势力兼备的组织所为，因此宝藏之说倒也可信。

我猜测，此碑文发现于明代嘉靖年，自称“明人”的或许是元朝时期会道门“明教”，又或许是元末建都于重庆的大夏朝明玉珍的后人。这两个组织都有在黔地活动的记载。“红崖天书”便是“明人”这个组织的藏宝图。

财宝一定会藏在上面三个地方。

红崖天书的摹本

“红崖天书”本身是用红笔所书，而非刻划，所以加字或修改并非难事。所以从明代发现至今出现了多个摹本。现存于安顺市博物馆的摹本就有三十几种。我相信参与摹写的前辈文人都是写实记录了当时“红崖天书”的面貌，或是原文誊写了前人古籍，所有的摹本并无半分作伪之处。

摹写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在古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描写“红崖天书”的诗文非常的多而摹本却很少。不像现在人们可以随身携带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，如果做足准备去临摹天书，最好要有几张大纸，一块可以铺放纸张的木板，一杆毛笔和一瓶研好的墨汁，这几样东西缺一不可。那时候的山路也不一定像现在的这样好走，如果一个人慕名而去也不一定能找到地方。

待行至山脚处，发现满壁大则如斗、小则如升的红字。由于书写颜料不同，岩石风化程度也不会完全相同，这些红字在岩壁上存在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所以字的颜色深浅也不一样，临摹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。

用毛笔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一张纸应该不够，但纸张用多了，便会出现布局错误，字体大小比例失调的情况。对照几种摹本来看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。

在山上留宿是极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样除却上山下山所用的时间，用于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的时间应该是少之又少。

我认为，“红崖天书”崖壁上面红字不一定全部是原始的碑文，这些红字形成的过程大致如下：

一、有人书写原始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。

二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部分岩壁风化，原始碑文个别字字迹变浅，便有人重新描画修复，有的字没有来得及描画，直接消失了。

三、有好事者拿红笔直接在岩壁上临摹碑文，有的或随意书写。

四、剩下的原始碑文与后来随意书写的那些碑文，有部分变浅，又有人描画修复，有的消失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，安顺知府瞿鸿锡将缩摹本刻于石上，立于知府衙门西楼，且作跋附于碑后。

而这个摹本却被很多人质疑。原因是早在1899年，永宁州知州涂步衢差团练罗光堂摹写“红崖天书”碑文，罗竟将红字用石灰覆盖使之凸起方便拓取，认为破坏了碑文。被制止清除石灰后红字斑剥落离，字迹难辨。瞿鸿锡便是在这以后摹写的碑文，按照常理确实是最没有价值的。

最为系统地研究红崖天书的专家之一，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却持相反的观点。研究之后他认为，这些被后世学者弃之不用的带“虎”字的摹本，恐怕才能真正反映出红崖天书的原貌。他认为这个摹本的价值就在于那次对红崖天书的意外破坏。罗光堂无意之间把它铲掉以后，外面一层那个风化层去掉，本来面目露出来了。林国恩专门取了一块红崖岩壁上的石头标本带回上海，请教了同济大学的地质专家。 同济大学教授景学立通过研究发现，涂料涂到了这种白云质灰岩的孔隙里面，就可以不断向里渗透。

正是这种渗透原理，使得耐腐蚀的白云质灰岩，最外面的一层虽被风化，但是渗入石内的笔迹却得到了保存。

《永宁州志》有云：岩石剥落寸许，笔画如新。其成书年代距明嘉靖已有三百余年，这句话也说明了此崖表层石壁有吸收存纳红色颜料的特性。

在不同的时代，天书会以不同的形态展示给摹写者。所以自从在原始碑文以外书写第一笔开始，即使有相机，也不会拍下真正的“红崖天书”。而正是那次对崖壁表层的清理，使得“瞿鸿锡”的摹本完整的保留了“红崖天书”原文和一部分时间比较近的好事者所写的碑文。

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位置的差异，不一定是临摹时的错误，也有可能是后来者在另外的位置书写了这个字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原来的字消失了，而后来写的却留下了。这样的过程重复的多了，便出现了多种摹本。根据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形成的特点，应该客观的对待各种摹本，既要肯定其真实性，又要有所取舍。

“瞿鸿锡”摹本可信度有多高呢，我认为：

一、这是唯一一个有解的摹本。可以按照从右至左，从上到下的顺序解释成一首有意义的诗，无一字缺失，也无一字无用，并且与包含的图画内容相符，详见上文。一个有解的谜题肯定比一堆无解的乱码可信。

二、“瞿鸿锡”摹本不只包含了“红崖天书”的碑文，还将徐印川的“虎”和另外一些本不应该在天书中出现的字也摹写进去了，反映了这个版本较为严谨。

三、瞿鸿锡携其子同何肇勋一行三人，用了一天的时间临摹红崖碑文，当时的碑文“岩浅红色，字画深朱，如新脱手，并非镌刻。年深日久，无剥落痕”。说明碑文比较清晰，不用费时间去分辨取舍。这样下来临摹都要三个人“穷日之力”，那么当时的红字碑文一定不会太小，瞿鸿锡三人并不是到了另外一处规模较小的假的“红崖天书”遗迹。

四、瞿鸿锡对天书的解释跟莫友芝一样，是和“禹王碑”有关系，而至今没有人研究出瞿氏摹本与“禹王碑”有何关联。瞿鸿锡参与作伪的动机并不存在。

五、瞿鸿锡临摹“红崖天书”的七年前，红崖天书遭到破坏，最后的结果是将粘上去的石灰层清除掉，这时的天书的状况很多人都知道，而谁又会在这几年中间费时费力（三个人临摹都需要一整天，如此大的工作量）进行修补呢？真实的情况可能是，清除掉石灰层后岩石又经过七年的风化脱落，露出了岩层深处最后一层红字碑文。

六、我查阅了“百度文库”中一篇署名巩连杰的红崖摹本研究的文章，作者在2012年实地考察过“红崖天书”遗迹，虽然没有附上照片，还是能根据他的描述，还原出当时碑文的大致情况。

那么问题是：徐印川的“虎”字早于瞿鸿锡临摹红崖天书仅仅几年的时间，如果瞿鸿锡见到的是罗光唐清除岩层以后的假碑文，那么这些碑文应该与这个“虎”字一样清晰可见。根据2012年看到的碑文情况，可以断定瞿鸿锡参照的碑文形成时间远早于光绪年间。

七、“瞿鸿锡”摹本与其他版本最大的区别，还是其运笔圆滑，每一个字都没棱没角。原因大概是他自己说的临摹用了三个人“穷日之力”，恐怕没有人比他用的时间更长，换句话说是更加仔细。只有“瞿鸿锡”摹本像是用的是当时最为普通的毛笔临摹的，而别的摹本却不像。

八、”瞿鸿锡”摹本与其他摹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，有好几个字的笔划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，我认为这是因为书写碑文的崖壁面积很大，观看方位不同造成的，原始的红字碑文一定不会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摹本被刻于石碑之上多年也未曾修正，不正说明瞿鸿锡对摹本的重视和身为学者的严谨，对自己不能猜解的摹本内容不肯凭臆想改动分毫。

九、瞿鸿锡与莫友芝持一样的观点，认为碑文与“禹王”治水有关。他将自己摹写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刻在石上，置于其知府衙署西胡林翼所建的楼中，放在“禹王碑”的北侧，足见瞿鸿锡对“红崖天书”的重视与推崇。既然认可莫友芝的说法，定是看过莫友芝版本，临摹时却没有参照莫友芝的摹本。这至少可以说明瞿鸿锡本人对摹本作伪的可能性很小。

十、邵元善的“红崖诗”只与“瞿鸿锡”摹本吻合

最早发现并记载“红崖天书”的明代邵元善“红崖诗“中有写过：“参差时作鼎钟形，腾掷或成飞走象”，其中用了五个字“钟”、“鼎”、“飞走象”描述红字碑文的形状。”飞走象“这个词我查阅不到权威的解释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与中国象棋中的飞象有关系，因为“腾掷”两个字就是棋类走子的动作。

这几个字应该是形容“红崖天书”红字碑文错落有致、古朴美观，除却“瞿鸿锡”摹本哪一个能配得上美观二字？更有甚者，瞿版中竟有字形能基本对应诗中描述。

对比中国象棋棋盘，“飞走象”描述得真是太形象了。

这就是最早的“红崖诗”与最晚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之间的关系。我认为，邵元善当时看到的“红崖天书”碑文与瞿鸿锡看到的很接近，造成各种摹本差异的，是时间跨度！

下面把《安顺府志》、《黔记》、《永宁州志》摹本、“莫友芝“摹本与“瞿鸿锡”摹本对比一下，证明“瞿鸿锡”摹本并非凭空出现。下文所列举到的地方，请读者多注意细节。

一、我前面的文章中，根据“瞿鸿锡”摹本解释出一首诗和一幅配图，所以我认为摹本其他部分是多余的，是后人所加。从其所处的位置和字的大小也可以看出来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
再看“莫友芝”摹本，较大的字型也基本集中在这个区域。

从总体布局来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左侧缺失了很多小字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都是天书以外的，根本没有存在价值。

二、现在的“红崖天书”遗址书写的是另外一种摹本，我没有能找到摹本的出处，既然能唯一出现在当今的崖壁之上自然是来历不凡。（相似指数：80%）

三、“莫友芝”摹本的这个字出现在右上角，是个非常小的字。（相似指数：80%）

四、一个字反复出现，却不完全相同，前文红字的形成过程可以解释这种现象。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
五、《黔记》摹本中这两个图形是合在一起的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
这也解释了这个类似“官”的字在这几个摹本其他位置为什么没有出现（这几个版本以外的版本都有出现过这个字）。

六、我收集到的摹本不多，我找到了这一部分在各版本之间的演化过程。（相似指数：30%）

类似“官”的字反了，摹写弄反的情况时常有的。

七、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
看过我对“瞿鸿锡”摹本破解内容后可以看出，《黔记》摹本的这个“备”字上的这个“反文”部首比瞿版更容易看出。

八、通过上面的比较，可以发现《黔记》能对应“瞿鸿锡“摹本的那一部分集中在摹本的右下角。（相似指数：20%）

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把这几个摹本进行对比，即使有一点小小的发现，都能体验到在时光中穿梭的感觉。

如果能排除比例失调的可能性，这时似乎可以发现，《黔记》摹本右下角才是“红崖天书”的原文，其余的部分全是好事者为之。

九、从这一部分来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的左侧之外还有红色碑文，但我认为都是后人所写，没有什么价值了。（相似指数：60%）

十、《黔记》摹本中的这个图形中短长短短的这4笔，跟“心”字倒是有些许相似。（相似指数：10%）

十一、（相似指数：30%）

十二、从“莫友芝”摹本看，“瞿鸿锡”摹本左侧消失前是不是这样子的？（相似指数：40%）

十三、常用的汉字有几千个，每个“红崖天书”摹本只有几十个字，能在不同的版本中做到形似，便有很大的可能存在渊源。（相似指数30%）

这许多的相似之处，也证明了“瞿鸿锡”摹本并非杜撰而来。反而是其独有的际遇、临摹过程的严谨让这个摹本更具研究价值。

了解了“红崖天书”大致面貌，可以在“瞿鸿锡”摹本的基础上做些改动，或许能更接近原始的“红崖天书”。

一、“瞿鸿锡”摹本很可能已经根据红字碑文的颜色的深浅、笔划的粗细、文字的大小，对摹本中红字的位置做了微调，同时忽略了正文位置一些痕迹较浅的字或图形，突出了他自己认为应该是重点的部分。这才让我们可以轻松的甄别出“红崖天书”原文。我参考另外的摹本稍微做一下调整。

二、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一个乞讨用的大盆的可能性很大，虽然在原图上根本看不出来。其他不太明显的地方不容易猜测，或许这些痕迹与图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产生的。

三、瞿氏摹本中倾斜的字，可能是因为观看的位置不同产生的错觉，毕竟“红崖天书”规模这么庞大。为了美观，参照其他摹本我做了修改。《黔记》摹本中的这个字，与瞿版所处的位置接近，“心”字的这四笔也惊人的相似，姑且照此做一些修改。

四、参考现在关岭崖壁之上的摹本，将这个字修改一下。

五、这样修改更容易猜解成我认为的“公”、“三”、“才”这几个字。

修改后的“红崖天书”：

看过诸多“红崖天书”摹本，除此之外，又有哪个能配得上明清两代赞美红崖碑的那些诗文？

对比“瞿鸿锡”摹本，比较工整些，却少了毛笔书写时的那种轻盈灵动的感觉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所作的“红崖天书”摹本，是在“瞿鸿锡”摹本基础上，参照其他摹本，根据我解释出的诗文内容，并且主观的美化而成的，没有任何确切的根据。我都在想，弄出个这样一张图片是不是有些多余，仅供玩赏，各位看官切莫当真。

因为用红色颜料书写而非镌刻这一鲜有的行为，成就了“红崖天书”摹本众多、近在眼前却极难揣摩的独有的特性。致敬所有“红崖天书”的摹写者，这些有责任感的中华文人，记录了在不同时期“红崖天书”的不一样的面貌；同样致敬林国恩先生，在研究“红崖天书”过程中求知求是的工作作风，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。

对禹王碑的猜测

自古有传说，在南岳衡山有“禹王碑”，宋代以前有文人闻其名却遍寻不获。至宋代有何致游衡山见七十七字“禹王碑”并拓取碑文传与世间。

我观看了现在流传的几种摹本，不由得悲从心生。尚不过千年，纵然有天书之名，区区几十言，亦被传抄的如此狼藉。而其他几种比上面摹本看似工整的，却似在这个拓本的基础上做了主观美化，这样二次开发过的拓本更不足信。

先不谈是否正确，凭杨升庵能将七十七字全部译出，那么至少在明代，“禹王碑”拓本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潦草。我辈便没有如此幸运，无缘见得原文，破解再无从谈起。

在我看来，宋代何致发现“禹王碑”之说很值得怀疑。何致以前只有简单记载有此物，却从没有人拓过此碑或记录碑文内容，甚至连碑的大小、形状、字数都没有。

我仔观察究了“禹王碑”拓本，发现此文竟像是一篇名为《五丈原游记》的文章。何致，四川人士，对诸葛武侯自是倍加推崇。

经过上图的对比可以发现，左右两边根本就是两种风格。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，是抄写的人越写越潦草。工整的都在左上角，越往下、往右越潦草。按照常规，文章自右上角开始，先抄写的应该最工整，而非现在这样。并且能明显看到，很多处都是横平而竖不直，倒像是横着书写的。

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“禹王碑”至少是阴文与阳文结合写成的。

像上面这个字，我看做“不”字。可以看出，“禹王碑”中至少有一部分字，写上去的是字的背景，中间显现出来的是那个字，这种阴文，就像是雕刻印章一样。

我猜想，此“禹王碑”如我破解的“仓颉书”一样，也是标题在左上角。

而标题之外，正文是从上开始，每行2句，每句4个字。

每句的书写方向也是从左到右。

这几个连在一起的字是胡乱猜出的，其他的一点也想不到了。

“禹王碑”跟大禹没有丝毫的关系，只是后人游五丈原写的一篇感念诸葛亮的游记文章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碑文，在不知多少次的翻抄过程中，至少有一次是极不用心的。更有无耻之人，把这个版本的碑文潦草之处自行修改美化，然后做成拓本。不知情的则认为这种拓本是较早出现，其实不然。

我至少接触过四五种清朝晚期或民国年间的拓本，有纸质的，有布质的，有较完整的，有残缺不全的。甚至各地能沾上大禹名的名胜古迹，都有根据这种拓本刻制的纪念石碑。这些拓本完全是根据那个抄录并不用心的版本伪造出来的。

后来查阅资料，最初发现禹王碑的宋代何致便是四川人，而在宋代之前即使多次提到过禹王碑，但确是何致首次将禹王碑公之于世的，此前甚至连字数都没有记载。

四、曾有古籍记载禹王碑共有72字，与拓本比较，显然是最左侧一列的五个字的差别。

这五个字，或许真的就是标题。

后记

经过查阅古籍资料与研究，我最终的看法是，“夏禹书”和“仓颉书”是好事者的伪作，而“禹王碑”则因为摹本与原文有很大差距，我们已经无从解密。除非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出现，否则对这种存在严重谬误的拓本做出的解释就没有意义。
“红崖天书”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从碑文的规模、从谜题的深度来看，红崖天书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。制作谜题需要知识渊博、心思缜密的才子文人，书写在崖壁上可能需要工匠（写过大字标语的知道，在墙上写字可不容易），后面也一定有人指使着字的高矮大小。能暴露在空气中几百年的红色颜料也必定是专业的工匠所为，这些人背后的雇主也一定有一些秘密。这些秘密，等到“红崖天书”破解的那一天，或许能大白于天下。（终）